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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春节，我在新京报工作，趁着回老家过年，写了两篇手记，都发表在了报纸上。第一篇讲的是“打工村群像”，另一篇写的是乡村的养老问题。从这一年起，我每年春节只要回村，就会写一篇手记，一直写到去年。

上述两篇手记中，第一篇现在还可以搜到，第二篇新京报的电子版没有收录，因为里面提到的一件事，让我惴惴不安，就请求单位不予上网。这件事情是，村里本家一位92岁的老太太，大年三十夜为自己做饭时，不慎引燃了棉袄，烧死在了厨房门口。她可以称得上子孙满堂了，而她的死，无疑为子孙们所痛悔和讳言。

出事后正月初三早上，我和父亲一起去探望她。她有三个儿子，老三大概在年夏天上吊自杀，老二常年在外，老大年过七十，是我曾祖辈的，我叫他大爷。我们到时，大爷正在招呼族人准备丧事。见了来了，他哀叹落泪，指着屋内的一口棺材，问我，“要不要去看看你老奶奶？”

我叹了口气，没有去看。我听到的细节时，她先是弄着了灶间的柴火，可能是扑救时又引燃了身上的棉衣，蹒跚着刚迈出门槛，就倒在地上，身上的火又蔓延到了门口的柴垛上，然后她再也站不起来了。

我们村姓孙的占了九成以上，族人里，老奶奶的年纪和辈分都属最长。自打我记事起，她就认识我，见面总是打招呼。我读大学的那几个暑假，她总是踮着小脚，走一二百米，来找我外婆聊天。我外婆年纪跟她相仿，两个人有太多的共识和知心话。

有一次，我特意旁听了她们的谈话。老奶奶在讲她寻短见的三儿，“我知道他时不时就回来看我。”她说，“我一个人在院里，在屋里，就知道他回来了。他也不说话，就看着我。有时候，他离我很近，出气儿都能喷到我脖子后边。我就说，老三呀，我知道你想妈，妈也想你，妈日子也不多了，死了就去看你……”

十几年过去了，我不能确保这段直接引语严丝合缝，但八九成的精确度是有的。年春天，我外婆死于乡间庸医的误诊。十年来，我每次想起外婆，她和我这位老奶奶的这次聊天，就历历如昨。

在中国乡村，有太多这样的老人，却没有几个人有兴趣记录他们的故事，哪怕一段话也好。他们就这样生于黄土，又归于黄土，就连最后栖身的一座小坟，也会被“土地财政”的推土机瞄上。而这，很可能是他们对这个世界最后的乞求。

我外婆离世前几年，政府正强制推行火化。外婆就再三叮嘱我们，千万不要烧她，一旦烧了，就永远会被打在十八层地狱再难托生。她还偷偷给我下任务，“旭阳呀，我最相信你，要是我哪一天死了，谁要烧我，你给我背到岗上，随便挖个坑埋了……”

我那位老奶奶，大体也会恐惧火葬场的烈焰。只是想不到，她辛劳一辈子，这烈焰没烧在身后，却烧在生前。农村养老的题目，在我离京前已经确定。老奶奶的悲惨遭遇，几乎为这个题目量身打造，又因为这种契合，显得有编造的嫌疑。而她，却真得永别了。村里，也再没有缠过小脚的老人了。她们的故事和心事，都被几铲黄土永埋于地下。

我不想否认基于节假和亲缘的便利，对乡村的描述可以为历史留下底稿，替沉默者发声，类似的书写永远有价值。然而，一种困惑却挥之不去：“回乡手记”们，会不会是一种窥私和猎奇，通过对当事人隐私和尊严的攫取与再加工，制造文字消费品？

至少，我写的东西，从来没有慰藉过这些老人，即使我的外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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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财经》高胜科兄前几天写了一篇回乡手记，自述为“零度写作”，文字真实残酷，却被标题党为“村妇组团约炮”的噱头，事实不过是几个耐不住寂寞和贫困的青年村妇，想通过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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